于丹，著名文化学者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，曾被评为北京市十佳电视艺术工作者，“中国十大教育英才”，品牌中国年度人物之一；曾获得首都十大教育人物等各类荣誉称号。在中央电视台《百家讲坛》、《文化视点》等栏目，通过《论语心得》、《庄子心得》、《论语感悟》等系列讲座普及、传播传统文化，以生命感悟激活了经典中的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，在海内外文化界、教育界产生了广泛影响。
2月12日下午，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教学楼，于丹将记者接到她的办公室。面前的她着一件下摆裙式的半长黑呢大衣，头发削得很短，显出富有青春气息的精干。她大大的眼睛亮亮的，伴随着讲述，似乎也在传递着曾经的苦辣酸甜滋味。我们聊她的童年，聊她那些与众不同的小孩子读大部头书的经历，当然聊得最多的是她的父亲。她曾说过：她之所以能如此熟练地把“孔子”“庄子”信手拈来，皆得益于她行走在中国古代文化经典旅途中的引路人——她的父亲。父爱，给了她最好的人格成长环境，陶冶了她的情怀。
让女儿从降生那天起，就走入一种“氛围”
于丹认为，一个孩子出生后首先面对的是家庭给她的一种氛围。对世界、对人性的最基本判断来自于家人。
于丹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生人，那时的独生子女是很少的，而她恰恰就是。一出生就赶上文化大革命，社会教育基本不成体系，父母双双被下放到农村，她最早是跟着姥姥生活。姥姥是旗人，大家闺秀，1920年就上张之洞办的女子师范，学养很深。于丹3岁前，姥姥就用卡片教她识字，背诗词，她3岁时就能看字书了。那时每每回家的父亲给于丹的印象就是：带着黑边眼镜，很儒雅、沉默，手里似乎永远捧着书。
于丹的父亲于廉早年毕业于无锡国专，与范敬宜先生是同学，文笔极好，被同行誉为“国学大家”。
于丹小时候，父亲喜欢和几个挚友在家里简陋的阳台围着小茶几，坐在藤椅上喝茶，有时会展开一把白扇，几个人吟着诗，有人提笔写扇面，有人研墨，有人制印，有人绘画，一番创作，就将一把非同寻常的扇子做成了。小于丹那时候就知道，印章上的文字有朱文和白文之分。朱文即印面上的文字是凸起的；白文即指印面上的文字是凹入的。知道有一个西泠印社，因为大人们一边制印，一边总要拿着西泠印谱给她讲解。当墨磨得很浓的时候，父亲会把女儿叫过来说：“看！这叫焦墨。”然后，用笔蘸一下在纸上“啪”地一带，竹节就画出来了。
于丹最早接触《论语》是在六七岁时。那时每到“五一”或者“十一”，家里都会有中山公园的游园票，父母会和几个朋友几家相约到公园游玩。一次，父亲问小于丹：“三人行必有吾师焉”，今天这么多人，你去看看，这里谁是老师？谁不是老师？”小于丹就在人群里转啊转，观察一圈回来对父亲说：“有一个阿姨对人特别好，照顾我们每个小孩子，应该是老师。有个叔叔大声说话还吐痰，他不是老师。”一番话引得周围的叔叔都笑了。这时候父亲说：“你看那个阿姨好吧？她是老师，你要和她一样好，这叫‘见贤思齐’。你看那个叔叔不好吧？他也是老师，我们应该‘见不贤则内自省’，就不能向他学了。”父亲还给她讲“君子慎独”这个概念——在人多的场合要注意自己的言行，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也要注意自己的言行。这些都给年幼的于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当然，有时把女儿说烦了，小于丹就跑了。跑了就跑了，父亲从不把女儿揪回来，他希望让一切都在自然中。
那时，父亲虽说下放到农村，但他希望女儿坐拥书城，一有时间就到处转新华书店，给女儿搜罗各种小人书。有一段时间，每星期能一箱子一箱子地寄给女儿。于丹的妈妈因此曾数落他，说他都买重复了，比如八个样版戏仅各种《红灯记》版本就买了7本。父亲会指着他的“收获”解释说：这是电影的，那是手绘的；这是程十发画的，他画的要看。当时大画家都画小人书去了，他会挑大家画的去买，找各种版本买。小于丹因此够奢侈，一个四五岁的小孩看书已经可以挑版本了。父亲也因此会和孩子讨论，看哪个版本画得最好。
父亲喜爱诗歌，诗歌是家里的一种生活方式。他自己常念诗，教于丹念诗，和朋友一起念诗，也给妈妈写诗。
父亲喜爱昆曲，常带小于丹去看昆曲演出。后来也喜欢上昆曲的女儿常常自己去北京的人民剧场去看演出，久而久之，女儿看过的曲目和会唱的曲目比父亲还多。当市场上第一次推出昆曲《振飞曲谱》时，父亲毫不犹豫地给女儿买了一本。
那时常去于丹家的人都会记着，她家里没别的，就是书多，连厨房里都有书橱。她家的书架什么材质的都有：竹的、藤的、木的。在女儿身边，父亲不是在看书，就是拿根铅笔在书上圈圈点点，做读书卡片。父亲做的那种卡片女儿太熟悉了，一打一打的，中间用铁钎子穿着，上面满是爸爸写的漂亮的蝇头小楷。
耳濡目染，于丹从小就爱陪着父亲一道看书。
教育的前提，是让女儿学得轻松
耳濡目染的环境，和风细雨的方法，有利于一个孩子一种习惯的养成。于丹现在喜爱诗歌源于父亲从小就在和她说诗歌。还在小于丹3岁那年，春暖花开时，父亲带着女儿到北海公园，指着枝头的杏花问女儿：“为什么说‘红杏枝头春意闹’？你看这花‘闹’吗？”女儿说：“不闹啊。”爸爸把女儿扛起来，让女儿骑在自己的脖子上，然后围着杏树转着圈地跑，边跑还边问女儿：“你看花‘闹’了吗？‘闹’了吗？”小于丹兴奋地连说着：“‘闹’了、‘闹’了！”父亲放下女儿进一步问：“你说，为什么这句诗不写“春意开”、“春意放”，而写“春意闹”？因为人动起来它才是‘闹’的。”这些场景后来让女儿记忆很深。
上小学一年级时，有一次小于丹放学回家问父亲：“老师在课文里有一个形容词说‘麦浪’，是什么意思？”为了让女儿理解其意，父亲带着女儿坐上长途汽车，经几番不停地倒车后在郊区找到一片麦田。看着夏秋季节一望无际的麦子随风起伏，父亲对女儿说：“你看这就叫麦浪”。父亲用一整天时间跑郊区，从郊区再折腾回家，一片苦心就为让女儿能搞懂“麦浪”这个词。
在于丹3岁生日时，父亲送她的礼物是厚厚的大部头书——浩然的《幼苗集》。6到8岁时，妈妈看到女儿的状态就是在门后坐在那里捧着一本大书在看，那就是她那时的娱乐生活。她看《金光大道》、《艳阳天》、《西沙儿女》，还囫囵吞枣地看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……后来，女儿偷着翻爸爸书架里的外国名著，看《俊友》、《人间喜剧》、《悲惨世界》、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等等，邻居们看到她这么小的年龄整天抱着这些大部头的中外文学名著，感到惊讶，曾担心地对于丹父亲说：“怎么可以让孩子看这些书？孩子肯定看不懂。”父亲哈哈一笑说：“我们家是百无禁忌，认得字就让她看，看不懂就不懂呗，慢慢地她会懂的。”父亲的开明，让于丹带着玩的心态接触文学经典，养成对书的依恋。
在于丹很小时，父亲时常给她讲《论语》、《庄子》。父亲认为《论语》、《庄子》可以反映中国人做人的基本态度，但他不是让女儿系统地背，而是零零散散给她讲。中华书局在上世纪80年代初出过台湾陈鼓应先生写的一本《庄子今注今译》精装本，爸爸爱不释手。一有闲暇就给于丹从《逍遥游》讲起，以至于后来，无论环境怎样变化，这本书都是于丹的枕边书，再后来成了她讲庄子心得的蓝本。
于丹长大后，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是陈鼓应老先生从美国打来的。也许是看过了于丹写的《庄子心得》，他说他想见她。于丹开始没好意思见老先生，想听了他的讲座后再见他。在他的讲座的台下，就听老先生说：“于丹和我大儿子一样大，我看她，就像我的孩子一样。”于丹听了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。见到老人家于丹说：“您知道，您的书陪了我多少年吗？那是我父亲传给我的。父亲一直在给我讲《庄子》呀！”
培养孩子的主见，把握尺度顺势引导
于丹记得，十多岁时，她和父亲有一场争论。女儿特别迷恋赵孟頫的字，她觉着赵的字漂亮、妩媚、轻盈。但是父亲建议女儿练魏碑、练颜体。女儿不接受，觉着太肥硕浑厚。对此，父亲不强求女儿，而是耐心地给女儿讲道理。父亲说：“有两个人的字你不能练，一是赵孟頫的，二是苏东坡的。赵是因为气节有问题。书为心画，字如其人。一个人气节软媚，字就没有锋骨。老写软的字，人也会变得很软。苏东坡做人毫无问题，但他的字是才子字，间架结构偏，如果你没有练过碑体，间架不好，直接学苏体你学不了。”父亲还进一步耐心地对女儿讲：“苏黄米蔡（书法四大家）这样的字你是学不了的，可不要不会走就想跑啊！”父女在磨合，女儿说：“柳体字好吗？”“柳体字太瘦了。”父说“颜体字呢？”“颜体字太肥了。”最终，二人找到都认同的字体：欧体，欧阳询的字。
对京剧的认同也一样。父亲最喜欢言派的老生，家里听得最多的是《锁麟囊》、《春闺梦》、《荒山泪》、《贵妃醉酒》等，他曾建议女儿听程派的戏，女儿觉着太苦了，不喜欢。不喜欢就不喜欢，他不强求女儿。
于丹说：“对于一个女孩子生命成长来讲，她生命中第一个最重要的男人，不是她的男朋友，不是她的丈夫，而是他的父亲。女孩子是从父亲的身上，学习对家人、对爱、对人性、对信念、对社会种种的判断。
父亲曾对于丹说，他信仰的根基就是马克思主义加儒学。他作为一个解放前学国学的大学生，1948年就参加革命，以后从北京市，到安徽省委，又到国务院，一直是从政，在有所为有所不为上，他会把握尺度，对女儿也一样，但他会和女儿商量、磨合，最终说服女儿认同自己的观点。
受父亲影响，于丹对唐诗宋词有浓厚的兴趣。后来在报考研究生时，她希望选择研究唐诗宋词。面对女儿这一想法，父亲不认同，对女儿说，你学了唐宋，那么元明清学下来顺流而下，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，魏晋以上你倒推是推不上去的。建议你报“先秦”。女儿经认真思考，心悦诚服地听从父亲的建议，报考了“先秦两汉”的文学硕士。
学习期间，于丹发现家里客厅的书架上总有一些变化，取书比较方便的那一格书架上，经常摆放着她最想看的新书。她还发现，这些书跟自己的课程进度基本吻合。如某段时间她在潜心学习《论语》，在这一格书架上她可以轻易找到各种与《论语》相关的书籍。渐渐地，她明白了，父亲在以这样的方式试图拓宽她的知识面，“润物细无声”。
后来，于丹庆幸自己的选择方向，因为先秦两汉文学一读下来，她发现，此后两千多年的文化，是以这个阶段为起点，全程脉络清晰。
父亲的爱，有时也被误解
父亲对于丹的爱是深沉的，有时不漏痕迹。
于丹出生那天，产房外的父亲特高兴，大夏天骑上自行车满街转，最终买了一个少女头像。那少女塑像是六边形基座，回到家，他用蝇头小楷在基座的一面记下女儿的出生日。以后，女儿上小学、上中学、上大学，父亲都要将时间、地点记载在每一个侧面，将自己深沉内敛的爱倾注在小小的塑像之上。
后来，他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到最后几年时，放弃到较高位的选择，主动要求到中华书局做副总编辑。父亲去世后，父亲的朋友告诉于丹，说老人曾说：“我两袖清风，没给孩子留什么。女儿是学文的，我最后在一个最权威的古籍出版社工作，就是想要给女儿留点书。因为在那里，可以买到折扣最低的最好的书。”
但是，女儿曾经有过不理解父亲的时候。父亲沉默矜持，很少笑，小时候于丹看到父亲就发憷，因为父亲看见女儿就要检查作业，总在关心她念了什么诗，写字了没有，千方百计体现出他的“有所为”。小于丹甚至羡慕邻居工人家庭的孩子，因为人家的父母为孩子可以上树掏鸟。她记得，父亲曾经给她买过一个娃娃，她经常打这个娃娃，就因为她不喜欢他。
直到父亲76岁去世，母亲给于丹讲了一个故事，才平覆了她对父亲的误解。那是父亲60岁生日时，于丹冒着严寒出门给父亲买回一个大蛋糕。父亲不爱吃蛋糕，一开始没有太在意，正好有朋友的孩子来串门，他让人家拿走了。人家走后他醒悟了，女儿给自己买的生日礼物怎么能送人呢？他于是找老伴探讨细节：蛋糕上花是什么样？多大？什么包装？然后走遍周围店铺，赶在姑娘回家之前买回了自己并不爱吃的蛋糕。
岁数大以后，每到女儿回家的日子，父亲总要早早就守候在窗口，看到女儿从大门进来，就会忙不迭地对老伴说：“女儿回来了！女儿回来了！”当母亲告诉女儿这一切时，女儿的心被震撼了。
真正的“孝”，是完成父亲的追求
2001年，父亲去世时76岁。悲痛中的女儿曾引《论语》说：“父在，观其志；父没，观其行；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她的解释是： 父亲在时，你不能完成自己的志向，那就想是不是和父亲有默契；父亲去世后，就要看你的行动了。多年不改变你父亲的志向，这就叫“孝”。她认为，生前一茶一饭她不能陪父亲太多，父亲去世后，她要把他内心想做的事情做出来。
《论语》、《庄子》和昆曲是父亲的最爱，在《论语》和《庄子》理论的研究上，父亲把中国的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加以对照比较研究，于丹希望把这些哲学见解和当代生活价值、生活方式加以比较。于是，她开始在中央电视台《百家讲坛》、《文化视点》等栏目普及、传播传统文化，阐述自己的观点。2006年，推出《于丹< 论语>心得》，2007年推出《于丹< 庄子>心得》，同年，结合自己对昆曲的研究，推出《于丹·游园惊梦——昆曲艺术审美之旅》，她试图用一种通俗的、为不同知识背景的观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，向大家讲解她在相关方面的研究心得，意在让国人重视国学，激活大家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经典的研究兴趣。
她因此一次次火了，不仅在国内文化界、教育界产生广泛影响，而且还应邀到美、英、法、德、日、韩等国家做千余场传统文化讲座，得到广泛的好评，掀起海内外民众学习古代文化经典的热潮。她的《于丹< 论语>心得》上市一年内国内便售出600余万册，目前已译成30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。为此，美国《洛杉矶时报》、《华盛顿邮报》、《国际先驱论坛报》，英国《泰晤士报》，德国《明镜周刊》、《法兰克福报》、日本《读卖新闻》、《朝日新闻》等媒体纷纷对她进行专访。
走到今天，于丹说：她终于明白，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，父亲早期对她一路引领的意义，就像醇酿，随着岁月发酵，岁月越久，醇酿的味道才越醇厚。
范敬宜先生针对于丹的成长曾说过：我坚信其中一定倾注着她父亲的心血和深情。她在荧屏上沉稳坚毅、挥洒自如的神态，使我感觉到她血脉中流淌着父亲的智慧和品格。感觉到她一定有良好的家教、家风
